出榫四出头管帽椅（摄影 雷瑞豐） 邓巴里黄檀家具华 冯友兰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儒家创始人孔子重视名教，努力把各种社会事物规范化。致力于明式家具文化传承的中国红木家具形制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蒋奇平认为，代表中国古典家具巅峰成就的明式家具深受儒家哲学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明式家具的质地，形制规范、对称和谐等方面。 蒋奇平所研究的对象“四出头官帽椅”是明式家具中的代表之作。因其靠背最上端的横构件像明代官帽上的双翅，故而得名。该四出头官帽椅采用“黄花梨的接班者”——大叶黄花梨制作而成，此木色泽秀润，纹理变幻无穷，华贵中带有素雅之美。再加上其又具有质地坚硬胜于其他红木材质的特点，这就使官帽椅的各个零构件可采用较小的断面尺寸，就能够为制作出精密的榫卯提供力学保证。 诗人歌德曾说过：“美就是自然秘密规律的呈现，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种规律揭示出来，它就永远是不可知的。以“四出头官帽椅”为代表的明式家具究竟蕴含了哪些儒家思想？站在古斯塔夫·艾克、杨耀、王世襄等“古典家具巨人们”的肩膀上，蒋奇平做了进一步阐述。 “君子如玉”的品格 儒家学说把君子的道德与玉的自然属性结合起来，提出君子的品德可以用玉的品格来衡量。孔子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在《管子》(水地第三十九篇)中亦记载：“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 儒家对君子的要求是外带恭顺、内具坚韧、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光华内敛、不彰不显。由于玉的品质是与君子的品质最为近似，故古人对于玉石的应用、佩戴目的是时时警醒自己，做人品格应像玉石一样。 明代的儒学文化非常成熟，以首辅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深受皇帝重用。文人的审美直接影响了明朝大众的审美趋势。在优雅闲适的生活中，满腹诗书才艺的文人墨客需要寻找遣兴抒怀的载体——往往亲自参与家具的设计，这就使得以“黄花梨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拥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特征，从而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代文人的时尚载体。 视线回到位于北京方庄桥西的大叶黄花梨家居体验馆，这里摆放的家具，无论是图中的四出头官帽椅还是文人书房中的画案、玫瑰椅、餐桌等，都充分体现了上述所说的文人造物理念和物化精神。其中被称为“黄花梨替代者”的大叶黄花梨家具，深受红木爱好者青睐和推崇，大叶黄花梨赋予了家具质朴纯正、简洁明快的艺术禀性和清雅的君子气息。 大叶黄花梨明式家具这种“君子如玉”的品格主要体现在木材质地上——木材挺拔的纹理和温润如玉的触感，象征着君子高尚的品格。就图中这款四出头官帽椅的材质本身而言，椅子的色泽 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自周以来，“礼”更是被作为社会及个人行为的最高约束和评价准则，并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生活器物的发展，往往也等同道德价值的延伸。家具器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礼”的内容，如“屏、帘”等家具通常与“敝恶”“廉耻”等意义相关联；皇帝的宝座并不是为了舒适，更重要的是体现皇权的威仪以及“匡正天下”的寓意；厅堂居室家具的摆放和布置以及就座的方式和秩序都在强调主客、尊卑、亲疏、远近的伦理规范和行为规矩（如图1-24）。中国儒家所提倡的礼仪待人，崇尚端雅的行为举止，更是直接影响着中国家具的制作和审美。中式家具的构形大多以直线为主，方方正正，予人端正沉稳之感。如图1-25所示传统中式扶手椅的靠背板与座面多呈90度直角，使得座上客只能正襟危坐，这就是所谓“湿衣不乱步”的文人风范。总体偏暖，颜色纯净、透亮，经过打磨、烫蜡之后，在视觉上呈现一种赏心悦目的暖色调，让人倍感亲切。与此同时，在椅子本色中透着大叶黄花梨自然的纹理，给人以灵活、无拘无束的美。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光素技巧，并不过多雕饰，以此来突出大叶黄花梨木制纹路的自然美感，给人静而不喧的感受，从而充分体现出了明式家具的古朴风韵。 事实上，大叶黄花梨家具材质的美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是浸透在触觉与嗅觉等多个方面。据介绍，木材初开锯解，清香扑鼻，制成家具放在室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释放出一种香气，这种香味既不刺鼻也不浓郁，淡淡地宛如文人的温文尔雅，给其拥有者一种高品位的嗅觉享受。“君子无故，玉不离身。”一位将自己办公室、书房、餐厅、卧室全部换成大叶黄花梨家具的红木爱好者如此感慨。 “文”与“质”的 进入21世纪，中国家具业更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具企业家和设计师对自主设计开始了新的探索，从“仿形”过渡到了“追风”阶段， 但对于现代中式家具的研究和探讨逐渐普遍而深入，并成为“我国家具业近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2001年唐开军教授发表《现代中式家具的开发方法和途径》一文，明确提出“现代中式家具”的概念，并提出现代中式家具设计应采取“高新技术与产品开发一体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路。 而后，他在2002年发表文章《现代中式家具》中提出现代中式家具的一般概念：“把高新技术与设备和新材料与新风格结合起来，既能体现时代气息，又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还适应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新式家具。”他认为“现代中式家具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绿色、人文家具复合体”，强调从制造生产和造型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开发。 韩维生与行淑敏于2001年撰文《中国风格家具——从古典到现代》介绍了中国现代风格家具概念和构建的问题，提出了“概括”“重构”“变形”“功能改进”“介入现代材料”“结合现代工艺”等具体措施。 2001年林作新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的概念，在对红木材料进行强度、性能测试的量化基础上，改进家具用材、结构、制造工艺等，利用中国传统家具造型元素的重构进行现代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使中式家具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得以提高。刘文金教授在2001年发表《对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研究的思考》，指出：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的研究应“立足于继承、创新和发展，着眼于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生产应用”，并将研究内容归纳为“风格精神化”“造型元素符号化”“材料多元化”“结构可拆装化”“生产过程现代化”等五方面。 同年，张彬渊发表《红木家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张响三发表《中国红木家具的发展思路》，对中国传统红木家具的创新方式作了概述性介绍，强调对材料及工艺内容的重视。2002年张帝树教授在《中国家具贵在中而新》一文中提出“中而新”贵在“新人文家具”创作，强调“人、家具与环境应和谐一致，其中要以人为本”, “应体现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价值”。 蒋绿荷于2002年发表《中国传统家具的继承与发展》，介绍了现代中国家具的设计方法，指出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围、广空间中吸取灵感和素材。2003年许美琪教授发表《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的断流与现代风格的构建》，介绍了当代中国家具风格缺失的原因。他指出“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民族形式载体应该是传统与继承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结合”，就当前构建中国现代家具风格的方向问题提出不应急于建立“风格”，应专注于“样式”的创造，进而阐述“新中式”的概念。 同年，刘文金教授发表《探讨“新中式”家具设计风格》，指出新中式家具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基于当代审美的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现代化改造；二是基于中国当代审美现状的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家具的思考”。 2004年陈祖建发表《现代中式家具呼唤创新》，对现代中式家具的概念和具体范畴进行了界定。2005年何扬发表《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方法》，结合“分散与重构”的分解合成方法提出了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四种方式为“承传”、“分解”、“淡化”和“意念”。张扬、王逢湖于2006年发表《基于符号思维的现代中式家具设计》，应用符号学理论对现代中式家具设计进行探讨，分别从符构层面和符义层面解释家具创作的方式。2007年刘文金教授与唐立华在《当代家具设计理论研究》一书中对现代中国家具的设计文化作了系统性的总结和归纳，介绍了现代家具设计的文化、审美、设计思想、方法论、设计批评及教育等内容，提出现代中国家具设计的生态设计、功能主义、人性化及商品属性等理念，并就设计的系统论、符号论、创新论、功能论、技术论及艺术论作了详细的阐释，从理论层面作了很好的总结。完美统一 “文艺范儿”十足的明式家具不仅具有君子如玉的品格，而且更是文与质的完美统一。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所谓“文”是指文饰、文采。“质”是指物质材料本身的自然结构和质地。在这句话里孔子主张不偏不倚，扬弃“文胜质”“质胜文”两种片面倾向，做到文与质完美统一。运用在明式家具设计制作中，即是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蒋奇平说，在明式家具制作中，“质”对应器物的使用功能。图中大叶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高于一般椅子，限定了人的坐姿，椅子的靠板在90度的基础上略微靠后，双腿平放坐上去自然倚靠，减少了脊柱的负力感。当人坐上去后不得不挺直腰板，但靠背的适度弯曲，又使得坐者不感到腰酸背痛，达到了古人坐有坐相的礼制要求。尤其是为官者坐在椅中，更能显现其人挺拔的精神气质，而不易使之萎靡不振。 “文”对应器物的外在形式美。图中大叶黄花梨官帽椅，其造型浑厚洗练，线条流畅，比例处理得当，且局部的装饰雕刻精致到位，使整体简洁不简陋，形成高雅、稳重大方的品质，表现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 “文与质完美统一”所呈现出的家具“色浆亮”尤惹人喜爱。只见此椅表层出现一层类似半透明的琥珀色，让人摸上去如美玉般润滑，忘却了木材坚硬的本质，仿佛是触摸到了新生婴儿皮肤，依恋之情顿然而生。 修身养性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也对明式家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蒋奇平认为，“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庸思想具体物化在明式家具上就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表现为对称、和谐，曲线柔和。 综观图中这款大叶黄花梨材质的四出头官帽椅，只见其整体的造型以素圆棍的横、竖直线与四平方正的座面结合，采用中轴对称形式，靠背板、坐面、券口牙子、踏腿档均处于一条中轴线上，其他部件均以这条中轴线为准，呈水平对称，而且背板与“鹅脖”的弯曲尺度正好相反、形成对比，丰富了造型及其内涵。 据蒋奇平介绍，为了达到靠背背板最大弧度，蔚林木业的工匠们在形制工艺上不惜剖割大料而使之适形，也正因如此，才能把构件造得如此柔婉，竟为坚硬的大叶黄花梨赋予了弹性感。使得背板与“鹅脖”的弯曲在 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不同地区存在着地域文化差异，这并不影响中国传统家具风格一贯的稳定性。中国传统家具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每一个特定地域，总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别具特色的式样风格，以至于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够凭借传统家具稳定的样式风格和形成这种样式风格的文化背景，大致推断出它（们）产生于哪个年代、哪个地区或使用环境。但相较于西方家具风格相当清晰易变的递嬗过程（如希腊、哥特、巴洛克、洛可可、浪漫派等），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却显现了一种异常稳定的形式，即便是横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中的风格特征依然十分统一而容易辨识，就像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一样，虽然不同地区和不同朝代的建筑形式会有所变化，但整体风格却相当一致。平易中稍见变化。点、线、面、粗细的对比，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文化特性，而且还体现了儒家“中和”及“温柔敦厚”的思想，蒋奇平认为，这里讲的“中庸”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拥有官帽椅，重在修养人性，尤其是面对当今这繁杂喧嚣的社会。 收藏家马未都谈到古典家具时指出：“中国古人在精神层面的不懈追求下，将家具设计得日臻完美。先考虑精神，后考虑物质，让中国家具在世界家具史上独树一帜。”在蒋奇平看来，这就是明式家具高于其他器物的地方。他坦言，独家经营大叶黄花梨的蔚林木业在今后的家具制作中，将进一步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力争使明式家具形制艺术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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